从19世纪末开始，这个世界上最领先的理论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经典的牛顿式的实质性科学和其半生的思维形而上学模式，在更大尺度的宇宙和系统以及更微观尺度的粒子和意识领域存在根本性错误。 因此，包括爱因斯坦和薛定谔在内的几代科学家都在试图寻找一个完整的替代理论来为新一代的物理学筑下基础。 爱因斯坦对物质与能量的定义，即那个最著名的方程E等于MC方，这是这场伟大的觉醒运动的序章和最高潮。 如果物质与能量是等价的，那么从相对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一方都可以被表达为另一方的函数。 能量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的释放，物质可被理解为能量的凝结，但两者都不是基本的或根本的，或者两者都是。 因此，世界既可被视为由模式化的能量构成，也可被视为由结构化的事物组成。 用诺贝尔奖得主里昂莱德曼的话来说，物质世界是由各种活动、事件构成的。 是爱因斯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看法，让我们从19世纪的机械世界观转向20世纪那种对物理定律的基本对称原则的简练思考。
想想爱因斯坦本人对此问题的表述，物质代表着巨大的能量储备，同时能量也代表物质，因此我们不能对物质与场进行定性区分，因为质量与能量之间的区别就是不定性的。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能量都集中在物质上，而粒子周围的场域也代表能量，尽管数量级小的无法比拟。 所以我们可以说，物质是能量集中度大的地方，场域是能量集中度小的地方。 将物质与场域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无法想象存在一个能够将场域与物质分开的明确层，在电荷及电荷场之间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至今没有明确的定性标准能够区分物质与场域或电荷与场域的具体区别。 因此我们不能仅根据所谓物质的概念来建立现在的理论物理学。
事实上，我们能否拒绝物质概念来建立纯粹的场物理呢？物质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内高度集中的能量。 我们可以把物质看作空间中场非常强的区域，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哲学背景，其最终目标是使用一种普遍的结构定律来解释自然界中的所有活动。 新物理学并没有给场域或物质的二分留有一席之地，场欲就是唯一的现实。 这一新观点之所以能呈现，是由于场物理学的伟大成就，是由于我们运用结构定律来表达电磁万有引力定律的伟大成功，也是由于智能等效定律的出现。
但是，爱因斯坦的这句话仍然没有把我们带到量子力学的世界。 事实上，现代物理学广泛讨论基本粒子基本能量包、能量波与频率，甚至谈到了关于可能性的基本现实定律，例如在特定位置或以特定速度找到粒子的可能性，比如由于不确定性原理，我们无法同时找到同一粒子的精确速度与位置。 事实上，不确定性原理本身有多种解释，比如该原理与被测试的现实的近似概率波的特性有关。 在其中，速度与位置是许多对互补特性中的一部分，这也表明将现实视为模式化能量波的可能性。 只要我们用频率与振幅来描述这种能量波即可，只要振幅越大，频率越高，其能量包就看起来越离散，其外观就越接近于离散物体或原子物体。 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些考虑及其重要性。 目前我们只是将它们作为一个出发点来强调传统科学形而上学的不恰当性，并提出一个替代方案。 相比于只专注物质，专注能量的基本本质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为了掌握现实本身正在不断显示的动态模式，我们需要减少对单个实体的过度关注。
就能量而言，很明显，能量能从时间与空间角度表达自己，而且能量并不是静止的，其在时空中有规律的变化。 事实上，与爱因斯坦而言，相对论方程需要诉诸于第四维即时空，从而强调其本质的统一。 于是，当人们把时间当做基础时，变化的动态模式甚至可能是基本的定律与利本身，就会作为宇宙的原则被显现出来。
能量模式分布于空间与时间中，它不是点粒子，也不存在于单一位置。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事物是力的形态的结果，而力则是事物行动的表现，并且我们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相互还原。 在这个层面上，物质与能量的等效只是另一种表达物质、能量与时空本质统一的方式。
我们可以将物质能量的现实重新定义为一个动态的力的场域。 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理解活动与事件是一种被动态结构的持续性展开的模式。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场域可以在因果与经验层面上被分层，而其性质将主要由时空场决定，仅次于作为长性质有限的事物。 因此，场域本身具有描述其运作模式的涌现定律，不同于且不可被还原为其生成部分或组成元素的性质与定律。 也因此，组织原则或者更准确的说，组织原则的结果可以是定律，而这些定律本身可以组成新的定律，而这些新定律又可以组织成更新的定律。 比如说，电子运动定律产生热力学与化学定律，而热力学与化学定律又产生结晶定律，结晶定律又产生刚性与塑性定律，而刚性与塑性定律又产生了工程定律。 因此，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系层次。
另一种表达这些观点的方式就是认为我们处于一个由在时空层面上被模式化和分层化的物质能量场域组成的世界中，这些场域可以通过视角性的有意干预来进行概念上的重新配置。 也就是说，从不同的视角与意向来看，场域越集中，其元素就越是个体化，即以事物的形式出现，并且该场域的存在与行动和其他场域的区别就越明显。 场域不集中或越分散或弥漫，它就越能与临近的场域或事物融合。
所谓视角性的有意干预，指的是思维主体的视角位置或时空位置与所描述的预期目标场的意义结构之间的整体关系。 然而，这绝不能被理解为主体只是构成了客体的意义，或者一切都是相对于观察者的。 更确切的说，他至少应视其为对爱因斯坦关于参照系讨论的重申。 换句话说，尽管不同的观察者可能得到不同的变量值，如时空的位置，但基本的自然法则在参照系之间是保持不变的。 然而，参照系必须以自反的方式包含在所涉情景的描述中，这些理论是对另一种科学形而上学范式的合理性的初步建议或概述。 该范式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再将现实视为本质的事物化或参与言语交互的雾化名词的对等，相反，我们需用时空中物质与能量的动态结构模式来替代事物与人的形而上学。 我们想要的不是用活动来代替物体或事件，而是要提出一个由活跃的涌现性场元素所构成的模式化整体。 当然，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整体的运作逻辑，包括被表达与转化的那些事物的存在与活动，因为这些事物是其存在所固有的。
让我们看看几代间的大物理学家对这个哲学性问题是怎么表述的。 海森堡说，世界似乎是一个复杂的事件组织，其中不同种类的联系、交替、重叠或结合，从而决定了其整体结构。 薛定谔认为，corpuscle到底是什么？我们最多可视它们为波长中的临时实体。 一种格式塔上与最广泛意义上的结构形式一样，永远以同样的方式重复自己的临时实体。 他们如此清晰并鲜明的由波定律决定，以至于许多过程发生时，这些临时实体就好像是实质性的永久存在一样。 后来的哈里斯则更进一步的发展了这一观点。
从经典概念到量子概念的转变是复杂的量子方法迫使我们放弃关于物质的坚硬点状、微粒状成分的概念。 许多杰出科学家现在都承认，不能将物理现象分析成可分离或可添加的实体、事件与利益，我们只能对结构化整体进行认识与研究。 结构化整体既不是简单的统一体，也不是可分解的聚合体，而是由可区分却不可分割的成分组成的多样化整体。 事实上，普朗克早就写到，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将系统分成各构成部分并单独研究每一部分，是无法探究出系统性质的，因为这种方法往往忽略了系统的重要特性，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体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
更晚期的物理学家林德利提出，在经典物理学中，我们一般认为物理性质都具有确定的数值，而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来理解这些数值。 但在量子物理中，只有测量过程才能为物理量产生确定的数字，而量子测量的性质决定了在测量发生之前，基础物理属性，例如原子的磁取向无法被视为具有任何确定性或可靠性的事实。 他进一步说道，鉴于斯恩特格拉赫实验自身的特性，似乎并不简单的是点粒子电子的固有特性，而是其与电磁场相互作用的某种性质。 换句话说，电子本身并无法由一个唯一的波函数来描述，我们描述它的方式和我们所采用的波函数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测量对象。 然而，尽管波函数显然取决于电子的状态及我们对它的了解，人们仍然可能错误的认为波函数就是电子。 但波函数描述的是一个系统，即测量对象与测量过程，而不仅仅是对测量对象的单独描述。
总之，用科罗拉多大学的斯蒂芬布拉克教授的话说，自然界中的每个粒子都可以被视为场域下的一个联播。 此外，场域或整体本身并无法完全与其周围的场域分离，我们之前提到的有意干预概念的重要性在此得以体现。 事实上，每个场域本身都是一个整体，但对更包罗万象的场域而言，该场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其实只存在一个场，那就是整个宇宙。 这是讨论行星与星系间引力以及宇宙膨胀、稳定或收缩问题的意义所在。 当然，不同的力有不同的作用范围、性质与逻辑，这也涉及立场的结构与属性。 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有意干预的视角、性质及利与过程的客观分层结构。 就是这种分析提供了通过现代物理学方式统一物理、社会学和哲学上的自由问题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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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说，现代物理学界建立了关于有线结构的半自主现实的框架。 为解决困扰人类数千年的自由与决定论问题提供了框架。 简而言之，如Stephen innes g所说的那样，自由的本质是一种由复杂且高度整合的能量交换、自我维持与补充性自我意识的生命形式所构成的涌现场中的不可还原性力量。 因此，尽管自由主体受制于底层的决定性因果力量，比如万有引力和能量守恒定律，他们在自身运作中一样可以利用这些力量并被赋权，但他会对自身构成的必要条件做出反应。 这种体验是构成场域的客观与内在属性，既不能还原为其构成元素的运作，也不能仅用其组成部分的行为来解释。 自由则是宇宙这个最大系统和场的属性，而非系统或场的任意或所有组成元素的属性。 自由是通过存在而被实现的，因此自由的实在是基于所有实体的独特主观性体验。
现在，让我们从决定论的定义开始，对其进行更清晰详尽的解释。 首先让我们先看待这样一句话，如果仅采用理论并对系统状态进行具体描述，系统的每个后续状态在逻辑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则可以说该理论是确定性的。 因此，每一个事件都必然存在一个原因。 所以考虑到事件发生之前的条件与自然法则，每个事件原则上都是可预测的，且在实践中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所隐含的问题是，如果自由不是一种误导性的幻觉，但它必然会设计有具体的行为能力，而不是相斥于生存条件与有效自然定律的简单逻辑结果。 因此，自由的存在必须能够启动一个因果链，该因果链原则上不只是先前状况的可预测因果的后果，且他最终要对此后果负责。 由此可知，自由是有机体为自身制定行动计划并进行选择的能力，因此自由应对其行为负责。 自由是道德责任与人格尊严的基础。
使人类自由在本体论上成为可能的是自我意识的存在、自我反思的能力以及在概念上将自己置于有意义的对象与可能的活动领域中。 毫无疑问，自我意识的存在受到高度复杂并内部网络化整合的生物系统发展的制约，所有支配这种系统的法则无疑支配并限制自我意识存在的活动。 但自我意识并不是构成其生命系统要素的一种特性，就像构成神经网络的任意神经元都包含信息一样。 相反，在这两种情况下，涌现现象都是系统的常特性。 意识是系统的主观体验，且具有足够复杂与充分整合的生物网络，因此意识系统获得了其组成部分本身不具备的特性与力量。
用班尼特与哈克的话说，神经科学能做的是解释普通人如何能接受理性，但是他不能给出在特定情况下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也无法阐明是什么使某个理由成为一个好的理由。 他可以确定行使人的能力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现在或将来可以指定一组构成生活环境中人类特有行为的充分条件的神经链条。 为了解释典型的人类行为，人们必须在更高且不可还原的层次上对人类行为进行描述，并根据原因、动机以及目标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解释与变用户。 这些描述将引诱众多因素，过去与未来的事件在既定情况下可能构成行动者的行动理由，行动者的愿望、意图、目标与目的，行动者的倾向、习惯与风俗，以及其所遵循的道德与社会规范。 此时，我们就能够理解构成自然元素的涌现场特性，不需要诉诸于非自然元素。
因此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批判约翰塞尔为首的观念，即所谓大脑产生思维，思维是大脑的特征的理论。 这种理论倡导一旦获得了足够的组成元素知识，我们就能在实验室或任何其他适当的场所人工创造这种有自我意识的自然生物。 同时，任何被如此创造的生物都将拥有相当的自我意识主权。 事实上，塞尔对特征的定义使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界定，因为他完全没有充分解释涌现现象的问题，因此他也没有能力充分解释自由问题。